我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 陈应谦 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我第一次和毛泽东主席接触是1943年秋季。那时,我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 同时为毛主席、江青检查身体。我们在他们住的窑洞里用手提X光机,做胸部透视。 因为江青有肺结核病,人很消瘦,有时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毛主席和江青非常喜 爱他们的小女儿李讷,那时约有二三岁,胖胖的。 第二次是在1945年10月,毛主席从重庆和平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他派了汽 车到柳树店医大,接王斌校长和我到他家检查身体健康状况。在检查中,毛主席说: “我在重庆时听说有位大军官,在某天早晨问他警卫员,为什么今天天亮得那么迟 啊?警卫员告诉他,天亮已经很久了,太阳已上山高照了!此时军官才知道他的两 眼已失明了。”毛主席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那军官前晚到过别 人家里吃饭没有?”主席说:“对!对!听说他那晚去别人家做客了!”我又问: “他喝了酒没有?”主席又说:“宴请客人哪有不喝酒呢?一定喝了!”我答道: “那很可能吃了一种‘酒’。酒有两种,平时我们喝的酒是‘乙醇’,无毒性,而 另一种叫‘甲醇’,工业用的,人吃了侵犯视神经,重者可引起失明的危险,这很 可能有人陷害他。”毛主席听了点点头,似表同意,并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我 在重庆时,有次蒋介石披上斗篷和宋美龄夫妇两人一起亲来住处,要我参加他们的 宴会。我不好推辞,就去了。还有几次民主人士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也都 去了。这样我在重庆时参加了好几次宴会,吃了一些酒。现在看来我的视力还好, 没有什么变化么?” 我和王斌两人详细检查后,告诉主席身体一切正常,未发生变化。他点头表示 满意。当时党内同志和群众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不放心,担心被扣留或陷害。毛 主席能健康地回到延安,大家才放心了。毛主席又对我们说:“谈判归谈判,蒋介 石此人不可信,要立足于‘打’字上,你们要准备到前线参加救死扶伤工作。”接 着毛主席留我们吃午餐。 为王稼祥治病 我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由同学朱仲丽介绍认识了她爱人王稼祥。王稼祥当时 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于1933年江西反“围剿”战争中,被敌机炸伤右肠骨窝部,大肠受伤发 生局限性腹膜炎,仍带伤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去苏联治愈,又于1938年回国。由 于长期伤病,到1943年,王稼祥常患失眠,血压较高,病情加重,我们数人即王斌、 鲁之俊、马海德、史韦翰和我到他枣园的家中为其做详细体检。经过详细检查观察, 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最后,一致认为他体质虚弱、工作繁重引起精神紧张,植物 神经失调,要多加休息静养即可,这是在1943年秋冬之交。 1946年五六月间,王稼祥参加北平国共会议期间,到西四羊市大街中和医院 (现在的人民医院)检查原受伤部,因为X光检查照相,引起腰部皮肤烧伤、溃疡 剧痛的医疗事故,立即回到解放区张家口医院。我们医大正经过张家口待命去东北, 朱仲丽要我协助她照顾王稼祥病情,这种物理性放射形成伤害,一时难以恢复。虽 服药镇痛也收效甚微。所以王稼祥每夜常常因肠痉挛气胀,十分痛苦。有时我和朱 仲丽两人轮流睡在他旁边小床上守护他。马海德经过张家口看望王稼祥,见到王主 任疼得头上冒着黄豆粒大的汗珠,嘴唇都快咬破了,但没有听到他呻吟一声。不久, 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了。 为王明检查身体 1943年三四月间,我正在延安医大宿舍窑洞门口晒太阳看书,王斌校长嘱通讯 员送来一份很厚的病历资料,要我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一看是王明的病 历,是一份包括体温、脉搏、用药吩咐表以及病情记录和化验单等较为详细的正规 病历。其中令人注意的问题是用药方面,从1942年9月起,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每天 三次,以少量氯化低汞(甘汞)和重碳酸钠(苏打)长期作为缓下剂服用。这些低 汞和苏打在胃肠内可转化为有毒的高汞。量虽少,如果长期服用吸收后,会发生慢 性汞中毒,引起口腔炎和损害肝肾。这是禁忌处方啊!为此,我转告王斌校长。不 久,我们在杨家岭后山坡王明住的窑洞里为他病情会诊。我坐在窑洞门口,据理发 表意见,引起在场者的震惊。待为病人做检查时,病人果然呈全身衰弱状,并伴有 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病人诉:两侧腰痛,小便稀且减少(化验单报告蛋白和红 细胞等阳性)、精神不振、掉牙齿等。并说:所开处方,每次开一两个月的药量, 大量积压,久置发生变色,主治医生仍坚持要病人服下…… 大家讨论后认为长期服用此药,在胃肠分解吸收,可以引起慢性汞中毒,影响 肝肾机能,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王明“处方事件”。王明成为长期的病号。 我在英文版《实验室检查》一书中,找出能检出尿中排泄微量汞的方法,即将 病人24小时全尿加入一定量的盐酸,用文火熏到一定程度,重金属汞仍在浓缩尿中, 再放入薄金片将汞吸附着,置金片于显微镜下观察呈粉红色状为阳性现象。这样我 在王明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检尿多数为阴性。当偶尔而呈阳性时,亦即病人自感全 身极度不适时,王明自称为排汞了,往往和所检阳性汞一致。其后我回学校,王明 有时派通讯员送全尿来检验。 检尿期间,我住在王明的书房窑洞里,内藏大量俄文版马列主义书刊。他有两 位秘书,分管政治和生活。有二三位勤务员、通讯员。一排数个窑洞,比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更多些。他有个儿子叫小明,约六七岁,常和我玩耍。我就在窑洞门口用 木炭煮熬王明的尿液。有时到他卧室为他检查身体,了解病情。为陈云检查身体 我们医疗小组(即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和我)是在枣园为王稼祥检查病情时, 同时为陈云作健康检查而认识陈云的。他听我的口音,知道是上海一带的南方人。 异地同乡相遇,分外亲切,还要我到他家去玩玩。他告诉我说:他曾是上海商务印 书馆门市部文具柜的小伙计,以掌管小学生用的石笔、石板、铅笔、抄本等买卖作 幌子,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做通讯联络、组织发动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等活动。 后来,党组织送他到苏联上学去了。 有一次,他很热情地留我在他家吃便饭,说:“我为你专做一个家乡菜叫调碎 蛋(即鸡蛋羹),你一定爱吃的。”我们俩人边吃边聊天,十分亲切友好。时隔不 久,他要我到延新市场财经办公室看他,为他检查视力。原来他40多岁已是老花眼 了。我便要他配镜矫正。他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内,日夜为边区人民生活问 题而操劳。 我在延安时期,有时参加一些会诊和专科检查,如:彭德怀长期腹泻,诊断他 为阿米巴痢;为邓颖超患沙眼病手术治疗;为叶剑英测检老花眼时,他请我吃饭, 有一盘生拌鲜嫩黄瓜,便是难得的了。我还曾参加为王观澜、续范亭、周士第、贺 龙、朱德、陈毅、蔡畅等人会诊。 (摘自《纵横》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