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在西部,即使在像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塔这样比较近的地方,也有些大农场, 相形之下,我父亲的农场倒显小了。在那些农场,几千英亩的麦田或草地绵延直至 目力所及之处,全归一人所有。在加利福尼亚,地里长着一行行长达几里绵延不断 的西红柿、胡萝卜、或者花椰菜,这些地由大公司经营。然而,在泽布伦县,我爸 爸有一千英亩土地,就足以使他位居最大的农场主之列。并非我们周围的农场主没 有野心,或许还有些人梦想吞并整个镇,甚至整个县,但泽布伦的发展不是靠大笔 投资,在她的历史上唱主角的是走运的穷人,这些人从投机商那儿买到一纸地契, 结果发现他们得到了一笔财富,其价值超出了投机商天花乱坠的吹嘘所描绘的,这 财富就是比预想还要肥沃的土地。 几千年来,这块土地河流纵横。数不清的一代代水生植物、鸟类、兽类、昆虫 在这里生长,分解,消亡。我喜欢想象万物懒洋洋地在温暖的、汤什一般的水中漂 流的样子--叶子、种子、羽毛、鳞片、肉、骨头、花瓣、花粉--随后,这些东 西便混迹于水底湿透的土壤,且自身亦化入其中。我喜欢想象日落时,成千上万只 鸟儿遮天蔽日地飞过,在沼泽中度过一夜,或想象在繁殖季节,它们闹哄哄的叫声、 卿卿声,成千上万对翅膀“霍喇”的拍打声,它们树枝般的腿或噗在水中拍打时发 出的哩嚷声,以及那些放大了千百倍才能辨出的细小声响。沼泽里到处是鱼:做钓 饵用的小银鱼和米诺鱼啦,胭脂鱼啦,各种太阳鱼啦,等等,鱼倒都是平平常常的 鱼,但有上百万条,甚至上亿条。我喜欢想象它们,因为它们是土地,而土地就是 财富,此处的土壤比别处的土层更深,土质更肥沃,过去和未来生长于斯的丰富多 彩的生命使得这片土地更富有生气。 这块土地一旦被泄水管道整齐醒目地一框,就成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计划--也 包括诡计--的发源地。每一英亩土地都让人眼红,都不易到手,而且无论到手多 少都没有个够。任何一块田地、任何一个农场,都象征着历史上的某种热情。在去 凯博镇或派克镇或亨利街的路上,父亲会告诉我们某块不起眼的又黑又平的土地曾 经归谁所有,那人怎么弄到手的,他是怎么耕作的,本该如何耕作,在他之后,谁 又得到那块地,使了什么样的花招或背信弃义的手段。我们还是孩子时,每一个故 事都揭示了一个教训--“要努力干活”(拓荒者既没有机器挖渠,也没有机器种 庄稼),或“要尊重长辈”(一个老人没有继承人,就把农场留给了邻居的孩子, 这孩子乐意为他干活,而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或“不要把你的事告诉邻居”, 或“运气要你自己创造”。那个关于我父亲和父亲的父亲如何得到这一千英亩连片 土地的故事教我们明白了所有这些道理,尽管不常听这个故事,但我们记得清清楚 楚。事情讲起来简单--山姆、约翰、后来是我父亲攒下钱,时时留心,等他们的 邻居没钱了,而他们有,就买下了邻居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财产。这样,我们拥有 的土地便一点一点地增加,那种扩展好像三水沿着亚麻餐巾的经纬线扩散一样,这 种扩展同样不可避免,而且,我们知道其结果也同样无法消除。这故事听来令人心 满意足。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令人深思,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关 于我祖母艾迪丝,她是山姆的女儿,十六岁时嫁给了约翰,那年约翰三十三岁。这 场婚姻把山姆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和约翰的八十英亩土地合而为一。艾迪丝十八岁 时生了我父亲,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玛莎和露易丝,她俩死于1917年的流感。据 说艾迪丝是个寡言少语的妇人,1938年她四十三岁时去世。我祖父那年五十九岁, 精力充沛,比她多活八年。我经常想,要是传说中她的缄默个性并非出自她的天性, 而是出自恐惧,那她对祖父会是个什么看法。她生活在她一辈子都认识的男人中间, 包围她的是为他们所珍爱的土地。她不会开车。可能她自己没有钱。从那些故事中 可没法得知这些细节。 地是在她去世前后的那个时期买的。实际上,一共买了两次地,第一次买的是 东南角的一百八十英亩,几个月之后,不过也是在1938年,又买了那块地东南的M百 M十英亩。我父亲总是说节俭为本--他的父亲设法在买机器的费用上省下钱,在地 卖出时,他们每英亩地的出价能比别人多一美元。过些时候我发现,只是买第一块 地时的情况如此。关于第二笔交易的说法要复杂的多,并没能验证我父亲以前所说 的那些训条中的任何一条。卖地的农场主是梅尔·司各特,由于婚姻关系,他和斯 坦利家成为表亲。据说,他对农活不大在行,可是他的地好,而且在那个年代,地 的面积也算可观。问题是,他不愿请他的表亲帮忙或给个建议,因为他不想让他们 知道他干得有多槽。他不许老婆向娘家人吐一个字,结果,她和孩子的衣眼越来越 破烂,她也没脸见娘家人。他们不上教堂,不请别人,也没人请他们。在这个时节, 司各特向我父亲讨主意,向我父亲和邻居们借钱。这让人丢脸,然而比起站在纽特 ·斯坦利或他妻子方面其他有钱有势,说话不留情面的表亲面前的那种耻辱,这算 不了什么。那些亲戚倒没反对这门婚事,可多少有些看不起。他没问父亲借多少钱, 父亲也没多少钱能借人。 付税的时候到了,十一月的一个深夜,梅尔·司各特来了,敲了敲西尔斯公司 的切尔西大屋子那镶着玻璃的前门。在我想象中,那个夜晚是草原上特有的清澈而 漆黑的冬夜,天空似乎把寒气降至大地四方,一个在地里走了半英里,绝望恐惧, 满心疑虑的农场主来到他邻居黑黝黝的房前。他轻轻敲了敲门,起初,他几乎希望 敲门声不被人听见,然后,又鼓起勇气敲门(挣扎不是罪过--每个人都在挣扎)。 没人来应门,也没有灯光,只有圈在谷仓里的猪和牛吃食时撞着饲料盆的咪留声。 他便转过身,走到门廊边,或许想,回家算了。然而,天是这样冷,而且,寒气越 来越重,半英里的路程似乎出奇的长。他没走完这半里路就会冻死的。因而,他又 敲了敲门,更用力,嘴里还喊着什么,我父亲睡在前面的一间卧室里,从劳累之后 的酣睡中被吵醒,下了楼。祖父也起身了,亮了一盏灯,双方订了个协议。如果, 梅尔·司各特签字出让土地所有权,税就由我父亲承担。司各特种地,可以得到所 收获的农产品的一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将地买回。税款不多。二十年前, 人们可以想都不想就把这税给付了。那样的年头肯定还会再来。 他们一个劲儿地握手。厨房里余下的炭火使他暖和了些,梅尔起身回家了。他 得救了,他心里充满了希望--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后, 他表面上的恐慌感也消失了--过去这些年,这种恐慌感使他每次只能跌跌绊绊迈 一步,还使他明白自己不再想得到以前想要的、他以为自己一直在梦寐以求的东西。 梅尔想,是卖掉家产,搬到双子城去找活干的时候了。可他们在冬天怎么能干成这 些事呢?他往家走时,寒冷清澈的空气,在大陆无遮无拦的腹地上嗡嗡作响的高压 使得他兴奋异常。他的狂喜还是由于一种能化失败为成功的希望,以及对于旅程、 新生活、城市时光的种种憧憬。第二天,他签了字,把农场转让给祖父和父亲,又 借了些钱凑足搬迁费。我父亲和祖父接下了这块地,也接下了地里长着的稀疏的庄 稼。在我少年时,他们拆掉了房子。那以后,只留下一些残迹--田里那片给人以 难以言表的荒凉之感的池塘,和那口被堵死的老井,只有这些表明,曾有人在那里 生活过。 斯坦利兄弟很恼火,声称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策划好的,说我父亲只出了点税款, 还有一些或许可以称为把那个负债累累的家伙打发走的费用,就得到了整个农场。 父亲从不提这笔交易,有关它的情况,我还是从三十年后流传的闲言碎语中得知的。 我把这件事仔仔细细想了一遍,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给父亲或祖父的名 声抹上一笔黑。土地买卖就是土地买卖,几乎不讲邻居间的情面。不过我现在怀疑, 父亲对此事拒而不提,是不是有一丝羞耻感作祟。我想知道地是送上门的,还是父 亲他们曾算计过,暗中使手段,利用一个人的无能和贫困来对付他,如果是这样, 这笔交易就不是什么正当交易。从另一方面看,我父亲对一般事物的口头禅之一就 是,“那事情谈得越少越好。” 母亲去世,埃里克松一家搬走,和我买下农场这三件事碰巧同时发生。实际上, 我记得在母亲的葬礼之后,在举行完了那些仪式,安葬完了死者,玛丽·利文斯顿 和伊丽莎白·埃里克松在我们家招待吊唁人的那顿自助餐结束后,我拿着几只空的 上菜用的盘子,跟着埃里克松太太穿过马路,我把盘子放在水槽边,然后走进客厅。 鹦鹉笼子罩上了罩,狗在屋外,家里其余的人还在我的家里,而埃里克松家,这所 我后来称之为自己家的屋子则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把书和报纸推到一边,坐到沙发 上。罩子里的鹦鹉一声不吱。我听见它用爪子蹭栖木,自己还哺哺地说着些什么。 一只猎从屋里走过,弓着背蹭了蹭两把椅子。我喜欢那种宁静,喜欢和动物呆在一 起时那种相依为伴的感觉,而且,我第一次感到了悲哀初始时让人内心平静的自重 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候,你还和以往一样活着,一样做事。这种情形与你以往的生 活是如此不可思议地相似,于是你便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你在葬礼上见了其他人, 向他们问好,他们回答你时的心情如出一辙。他们说,“我不错。我很好,真的。” 他们实际上在说,我还没有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不必说这些了。在这片宁静 安逸的气氛中,埃里克松太太走进屋,在门口打量了我,又坐到我身边。她系着条 围裙,上面缝了块红白格子的擦碗巾,她坐下时,用那块毛巾擦了擦手。她不是个 说话转弯抹角的人。当时,她说,“吉妮,宝贝,我有些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卡 尔和我已经把农场卖给了你爸爸,我们要搬回芝加哥。我们在这儿干不成什么了, 我ffJ对农活不在行。”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当时确实感到一切温柔,有趣, 快乐的事物都从我身边流逝了。我想,尽管我当时才十四岁,还不习惯判断自己的 生活或者父亲,满足于我们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不习惯向生活索要更多的东 西,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而且我面对的一切有多么无情,那意味 着,我将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孤独无援,还要承担起照顾年仅六岁的凯洛琳的责任。 当时我没有哭,因为我整个上午都在哭,眼泪都哭干了。我说,“我希望你能带上 我和你们一起走,”埃里克松太太说,“但愿我们能,”接着她哭了。一些人又拿 着盘子从后门进来,她便从沙发上站起来。我说,“你能把鹦鹉笼上的罩子拿掉吗?” 她离开房间后,我坐在那儿,瞪着鹦鹉的绿背和异常柔软的颈项。鹦鹉的脑袋上下 一点一点,像台上了油的机器似的转来转去,最后,它小心翼翼地用嘴勾住栖木, 绕着这根木头打起转来,然后,竖起脑袋用工着我。我说,“喂,玛格伦。”它说, “坐起来!来抓它!”我笑了起来。 三个星期后,埃里克松家搬走了,我父亲用木板把这所农屋仔细地封了起来, 用以防风隔尘。五年后,他把木板卸掉,泰伊和我搬了进去,那时,我已不再回想 过去的事--母亲、埃里克松一家、我的童年,都不想了。我喜欢这所房子,就像 人们喜欢新房子一样,因为你的未来将在其中度过,家里的孩子将在这儿成长,他 们在屋里到处吵吵嚷嚷,把四处弄得乱七八糟,让你高高兴兴忙个不停,而又乐意 如此。 对父亲来说,母亲的死丝毫没让时光停滞,没有妨碍他计算资产、债务,也没 能阻止他把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扩得更大。在他的宏图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容破 坏、不容拖延、不容质疑。有很多次,我看到他在地里,把握十足,稳稳当当地把 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从地的一端开到另一端。有很多次,这幅景象在我心中激起了 一种对父亲的淡淡的,惬意的敬爱之情,一种我不再恼怒他时所产生的谅解之情。 在那些时候,你会觉得,事情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个样子还不错。在那些时刻, 你心神平静,而你是靠意志才获得那种平静感的。 但如果我让目光跃过那台嗡嗡作响的、正在机械地开垦表层干硬的土地的机器, 落到这块地及四周的田野上,我会想起这些貌似安详的田地正从一个农场主手中转 到另一个农场主手中。我父亲会说,这田地说明的教训是,人要靠自己创造好运来 得到应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