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作为一个译者,能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和 自豪的事情,而有幸与作家本人相识,并且保持多年联系,更是一种令人珍惜和难 以忘怀的经历。 记得最初和格拉斯建立联系还是在一九八七年,当时北京出版的《世界文学》 杂志拟定当年重点介绍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杂志出一个作家专辑,他们是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苏联作家安·沃兹涅先斯基,意大利作家意卡尔维诺保 加利亚作家安·古利亚什基,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和联邦德国的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作为战后最著名的两位德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名气很大,尤其是由德国著名导演福 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的影片《铁皮 鼓》在我国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作为作家,格拉斯的 作品除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中选译刊登了几千字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恐怕有以下 两点: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历史背景比 较复杂,因此理解和翻译的难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铁皮鼓》 和《猫与鼠》,内容较多涉及到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德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格 拉斯也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一九五九年德国 不莱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 予的不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猫与鼠》出版之后 被指责有“淫乱”和“色情”的描写,最后作家和批评者只好对簿公堂,法院作出 裁决禁止批评者继续发表有损格拉斯名誉的言论,一九六五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 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 在颁奖的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因此,格拉斯的作品只有在我国改 革开放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世界文学》根据刊物的篇幅选定了格拉斯的大约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 《猫与鼠》,并在一九八七年初向外界发布了六个作家专辑的主要内容。编辑部先 后约请了几位知名的德语翻译家,但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落实,一拖就到了年中, 再确定不了译者,恐怕就连本年度最后一期都赶不上发稿了。《世界文学》当时的 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大胆地选择我和友人石沿之这两个 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合作完成此项任务。我们俩临“危”授命,诚惶诚恐,经过三 个多月的通力合作,终于按期完成了这项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的任务。“格拉斯专 辑”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上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 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 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 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 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 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作家。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 请格拉斯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不久,笔者收到格拉 斯的回信,他写道:“在完成了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想写一 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体 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项详尽的史诗般 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 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 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 绝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 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 猫与鼠的游戏了。”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发表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世界文学》的最前面。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专辑”的装帧设计,多才多艺的翻 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先生将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格拉斯的 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成一张独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选用了格拉斯本人设 计的《猫与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则是格拉斯的四幅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作 品。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 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笔者第 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见到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新作《辽阔的田野》。朗读 结束后,笔者递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 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 书时的愉快心情。当笔者询问他如何评价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很满意”,并请笔者转达对高莽先生的致意。 笔者以后虽然又曾几次见到过格拉斯,但都是时间短暂、环境嘈杂。一九九九 年三月底,笔者应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STEIDL出版社之邀,来到哥廷根参加 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卜书的翻译研讨会。为了保证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著译成 外文,格拉斯在二十年前就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 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这种活动。在这三天里,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乌特)、 《我的世纪》一书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格拉斯的学术顾问和《格拉斯选集》(十 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务负责人海尔梅斯、《我的世纪 》一书历史顾问米舍尔,向来自丹麦、挪威、荷兰、芬兰、瑞典、西班牙、美国、 伊朗、韩国、希腊、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译者解答了翻译《我 的世纪》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在举办翻译研讨会的时候,《我的世 纪》这本书尚未出版,当时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 好几家甚至计划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绝大多数译者也是由各国的出版社资助赴会 的。译者们大约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长条清样,许多译者都是据此翻译初稿, 然后再按照最后一稿的校样进行校对。翻译研讨会的第一天,参加者得到一份作者 在此期间又作过许多修改的长条清样。在研讨会上,作家甚至还对个别地方字斟句 酌,然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他的慎重和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看见译者 们在个别词句上犯愁的样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当译者,”同时也 坦诚地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考虑译者,因为那样将会使作品失去色彩。这种作 者和译者的聚会就像是一种补偿。”对于一些非常具有德国地方特色的词句,作家 鼓励大家“比较自由地翻译,选择各国的可以产生联想的词汇”,但是他在一些自 己特有的语词的用法上则显得非常固执,甚至要求译者们做出选择:是愿意相信他 还是相信《杜登词典》,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大家都更愿意信赖这位作家,而不是 那位语言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文学名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语言的发展,事实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用法已经被收人新版的德语 词典或者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他结合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 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部分章节,七十 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 朗读的,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早年学过石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 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 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真是眉飞色舞,令人 大开眼界。每天,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除了午餐和短 暂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们这十多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译者在一起。作为二位名气很 大的作家,格拉斯丝毫也没有名人的派头,对译者们表现出的尊重和理解,让大家 尤其是几位初次认识作家的译者颇为感慨。晚上,他和夫人同我们一起晚餐,总是 到午夜才散。席间,作家充满幽默、睿智的谈吐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译者, 而且吸引了邻桌的客人,就连跑堂的几位小姐也忍不住驻足旁听,最后为我们每人 免费送上一杯水酒以示感谢。参加过历次翻译研讨会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 代表所有译者向作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的 奥尔加德先生本人也是作家,兼任国际笔会丹麦分会主席和嘉士伯基金会主席,他 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并且曾经受到作者本人公开的感谢和 赞扬(见《格拉斯选集·小品和讲演》,第三卷,第449 页)。他的讲话是一篇按 照《我的世纪》的风格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短短千把字,交代了这次翻译研讨会的 由来以及进行过程中发生的给每个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巧妙地引用了书里 的一些典故,含蓄地批评了德国文坛曾经出现过的将《辽阔的田野》一书“撕成两 半”的往事,同时还很诙谐地把自己一家和格拉斯夫妇多年的交往拿来调侃了一番, 引起在场者们的阵阵掌声,也可能因为他是从一本像“中国的袖珍笔记本”似的薄 薄的书讲起的,所以格拉斯当时就建议笔者将这篇“优美的散文”(格拉斯的原话) 译成中文发表。 这次聚会自然也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哥廷根日报 》在头版版面提示栏目中以衬底粗体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读者阅读文艺版对 这次活动的专题报道:“关于义和团起义,来自中国的蔡鸿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细节, 但是当君特·格拉斯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纪》里写到法式巧克力甜点、李 子酒切成小块的小牛肉时,这位中国人则需要得到欧洲同行们的帮助。……每一位 译者都必须克服不同的难题,欧洲的背景给来自韩国的金亨起带来了最大的困难… …而正在将该书译成加泰隆语的皮拉尔·艾斯特里希则认为最困难的是各种不同的 方言。”3 -SAT 电视台以及全德性的报刊《时代》周报。《焦点》周刊、《明星 》周刊等都作了报道,因为格拉斯正巧坐在笔者和韩国译者金亨起先生之间,因此 我们两个译者也非常荣幸地多次被登上了德国报刊。由高莽先生根据照片以传统中 国画技法精心绘制的格拉斯肖像画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 引了不少译者在此前留影。有位记者抓拍了一张作家站在这幅画像前回答提问的照 片,后来被登在德国最大的时事周刊《明镜》上面。高莽先生已经为近百位中外著 名作家绘制了肖像画,绝大部分还有作家本人的题词。受高莽先生之托,笔者请格 拉斯先生在画上题词,他略微迟疑后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在翻译研讨会的第三天, 格拉斯将《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题写在自己的肖像画上。 告别的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同操一种语言同格拉斯夫妇话别祝福。短暂的 相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令人珍惜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笔者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早在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就从STEIDL出版 社得知格拉斯即将出版新作的计划,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收到出版社寄来的长条校 样,有幸成为读到这部新作的第一个中国读者。在三月下旬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 博览会期间,格拉斯首次朗读了《我的世纪》的部分章节。《我的世纪》正式销售 的日期定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同时推出两种版本:即三十二开本的文字版 和大十六开本的插图版,插图版中的一百幅配合故事内容的彩色水彩画全部由作者 本人绘制,格拉斯年轻时曾立志以绘画为终生职业,上过艺术学院,他的版画、水 彩画、雕塑作品均属专业水准,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文字版首版印了十万册,立 刻成为德国文学类十大畅销书之一,在瑞典科学院宣布将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格拉斯之前就销售了近二十万册,这一消息发布之后,该书的销量飙升,曾经 有好几周排名第一,以后徘徊在第三位或第四位,到年底为止销售量已经超过四十 万册。《我的世纪》瑞典文本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在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 瑞典售出了一万六千册,这本书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均曾排名文 学类畅销书榜第一位或第二位。《我的世纪》的插图版也很受欢迎,并且因出版社 印刷能力的限制曾一度脱销。 《我的世纪》这本书,从体裁上来说,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作者本人称之为 “故事集”,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九九年每年一章,以“我”的口吻,或者通过当 时的对话、书信、广播等形式,回顾或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 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涉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 体育各个领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一幅二十世纪德国的全景图。作者在 翻译研讨会上对译者们说:“《我的世纪》这本书是否对读者要求过高?普通的德 国人会有许多地方读不懂。这本书促使老年人回忆,也让年轻人从历史中有所得。 我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历史,后半部分是后果。这本书里有我自己的经 历,也有对德国政治、历史、文化、技术、体育的直接或间接的思考。”的确,书 中涉及到德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其背景之复杂大大超出普通读者的知识 范围,尤其是因为作者有意在文中隐去了很多当事人的名宇,德文原著里又没有任 何注释,因此就连很多德国读者也很难完全读懂,对于外国读者,尤其是非欧洲国 家的读者,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每章篇幅很短,文体各异,个别年份 整章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句话,如果按习惯做法在正文中加注释,势必破坏叙述的 连贯性,所以作者多次重申反对外文版在正文中加注释。因此,欧美的一些外文版 本干脆放弃注释,亚洲的一些译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借助各种资料,根据 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在正文之后增加注释的做法,这样, 读者可以先读完正文,然后再通过参考注释增加对作品的理解。 在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安排上,可以说,作者是煞费苦心的。他根据历史顾问 米舍尔提供的资料,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历史事件并且加以仔细研究,按照他自己 的话来讲,“没有一页没有研究过出处”,许多细节均以事实为据,不少人物还是 作者本人熟悉的,即使在书中没有引用历史人物的原话,也都是根据他们的作品剪 辑组合的。每章涉及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该章标明的年份,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 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编排,而是根据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提前或推 后,或在一年里叙述前后相隔长达数十年的相似的事件,通过在叙述中提到的其他 事件和有关人物,向读者作出提示,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是在内容上却前后呼应, 相互映衬,让历史自己“证明自己是反刍动物”,或者将一个历史时期分成几段, 比如,通过瑞士某研究所的女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中期安排反战作家雷马克和美化 战争的作家容格尔之间的一次见面,让这两个对战争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作家根据自 己的亲身经历追述了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一个参加 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战地记者回忆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一次战友聚会,转述了这些 前战地记者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自当年所在的战 场上目睹的重要事件,六十年代后半期,大学生们从要求进行高校制度改革发展成 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进而成为一次对联邦德国战后的文化思潮、政治制度。 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史称“大学生运动”,“六八年”成为这一运动的 代名词,作者安排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的“激进的六八分子”, 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一堂“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由讲课内容产生联想,反思了自 己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的迷惘和转折,这三组由好几章叙述一个历史时 期的编排在书中显得十分独特。 格拉斯的作品从语言上来说,即使是对于那些以德语作为母语的人也是很难读 懂的,不仅遣词造句独具一格,而且往往是一个句子套着一个句子,在《我的世纪 》里有些篇章甚至全章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连环套句,为了区别不同人物的身份和 突出不同的时期,作者刻意选择了许多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 有些篇章则全部使用方言,个别单词即使是在词汇最全的德语词典里也查不到,幸 好有作者本人的权威解释,否则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读过格拉斯德文原著的人, 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第一句话往往看似简单但却很难翻译,有几部作 品甚至可以把这一句话当成是全书中提纲挚领的句子,据格拉斯的学术顾问诺伊豪 斯教授介绍,格拉斯几乎总是在整个作品完成之后才决定这部作品的第一句话。《 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的德文是“Ich ,ausgetaUSCht gCg6n nuch ,bin Jahr urJahr dabeipesen”。在哥廷根的翻译研讨会上,译者们首先就问到这句话,在听了作者 的详细解释之后,大家相互介绍了拟用各自的母语翻译表达的方式。笔者经过反复 推敲,在多种表达方式中间选择了现在的译法,老实说,笔者对这样翻译并不满意, 但在交稿之前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法。笔者敬请读者提供更好的译法,以便将来 再版时修订,在此预先表示感谢。 在埋头翻译期间,笔者很高兴地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十四点左右从曾经多 年照管格拉斯作品外国版权的德国友人哈特博士)打来的电话获悉,瑞典科学院在 一个小时之前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颁奖的理 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 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学院还称他的新作《我的 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 特的洞察力”。瑞典科学院每年通常都是在十月十日左右宣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这一年却提前到了九月底。对此,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道尔先生说: “我们这一次很容易就作出了决定。”瑞典的评论家们强调指出,经过调整的评委 会恰恰十分赞赏格拉斯“在德国战后历史不同时期不屈不挠的、时而也不受欢迎的 政治热情”。得知这一消息,笔者当然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同时丝毫也不感到意外, 作为长期从事德国当代文学翻译、介绍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格拉斯这位战后德语文 学最重要的代表,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名单上的热门人选,而作为 格拉斯部分中文译本的译者,笔者早就期待着这一天,并且确信肯定会有这一天。 笔者立刻给STEI-DL出版社发去了贺信,同时给海峡两岸出版或即将出版格拉斯中 文译本的漓江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及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电或发函,当晚又给格拉斯本人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且吐露了我们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在哥廷根背着格拉斯私下押的一个宝:《 我的世纪》的作者获得本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 这位在四十年前以《铁皮鼓》一举成名现在又以《我的世纪》引起轰动的德国作家, 终于如愿以偿。他在得知获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感到高兴和自豪。我不 禁问自己,海因里希(即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会怎么 说。我觉得他一定会表示同意。我一直在努力继承他的传统。”有趣的是,当年伯 尔在得知获奖时曾经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得奖的不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还 幽默地说:“这个奖对于我是一种很大的补偿。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我是文学的尾灯,我愿意做这盏尾灯,同时感到很荣幸。”格拉斯决定 将大约折合一百万美元的奖金注人他的三个基金会,用于奖掖青年德语作家和帮助 贫困的儿童。 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笔者又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格拉斯七十 二岁的生日活动上见到了他。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胡滕贝格图书协会以及STEIDL出 版社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联合为格拉斯举办一个生日晚会,同时也为格拉斯《我 的世纪》绘画展揭幕。其间,格拉斯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这一生日 晚会自然便成为了一项颇为德国文学界关注的活动。笔者十分荣幸地受到了主办单 位的邀请。这天晚上八点,在法兰克福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大楼人口处大厅回廊的 四壁上,挂着格拉斯为《我的世纪》绘制的一百幅水彩画,大约三百多名客人参加 了这一活动。在主办单位负责人讲话之后,格拉斯朗读了《我的世纪》的一九五九 年这一章节,四十年前的十月,格拉斯的处女作《铁皮鼓》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获 成功,他与妻子欣喜若狂,翩翩起舞。作家对获得多年期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欣喜 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年逾花甲的老作家表示,他将继续写作,八十岁才退休。按照 格拉斯的意愿,这个生日晚会力求简单,成为一个“公共食堂式的庆典”,主办者 向客人们提供了几种三明治和几种普通的酒水饮料,小乐队奏乐助兴。著名锣鼓演 奏家索默尔根据《铁皮鼓》一书创作演出了充满激情和欢乐的锣鼓,格拉斯登台朗 读了几段诗文,索默尔分别用锣鼓和口技伴奏,将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在记者采 访。友人祝贺的人群中,笔者终于找到机会亲口向格拉斯表示生日和获奖的双重祝 贺,并且表达了许多中国的文化机构和出版社邀请格拉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的 意愿。格拉斯表示感谢并且很愿意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访华。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四点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举行诺贝 尔奖发奖仪式,笔者从电视屏幕上目睹了整个仪式的实况转播。在莫扎特的优美的 乐曲声中,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为他们致颁奖词的学者分成两排在两位美丽少女 的引导下登上舞台,并在左右两侧前排就座。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王后西尔维 亚和莉莲公主坐在右侧,正中是讲台。诺贝尔基金会主席本特·萨穆埃尔松先生首 先致词,他对充满发明和发现的二十世纪作了简短的回顾,这个世纪产生了居里夫 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也出现了盘尼西林、晶体管收音机、基因技术、互联网 等新的技术,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创造都和诺贝尔奖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依次颁发 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在颁发每一项奖之前,乐队都要 演奏一段乐曲。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整个颁奖仪式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瑞典科 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道尔先生宣读颁奖词之前和瑞典国王颁奖之后,瑞典著名 女高音马列娜·埃尔曼女士分别演唱了《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优美动听的咏叹调。 恩道尔先生在为格拉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铁皮鼓》的发表标志 着二十世纪德语长篇小说的再生……君特·格拉斯的贡献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像《 铁皮鼓》这样的会说话的狂欢节,而且还包括他不是沉浸在重复这种成就的生活之 中这一事实。他总是一再地将那些公认的批评家的标准抛在了身后,自己却在使人 目瞪口呆的自由之中转向了新的计划……”在历数了格拉斯几乎全部重要作品之后, 恩道尔先生改用纯正流利的德语面对格拉斯(这时格拉斯起立)说道:“尊敬的君 特·格拉斯!您对比例的感受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您最新的一本书名叫《我的世纪 》。您获得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书名并不过 分。在您的这支穿越过去的这个世纪的骑兵队伍里,您让您的恰恰是非常巨大的能 力做了一些尝试,模仿了一些漫不经心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都曾经被政治和技术 的预言吸引并且迅速地变得愚昧无知,为那些伟大的对未来的设想所陶醉。漫不经 心的核心是热情。我是把《我的世纪》作为对狂热的批评和对狂热的对立面的崇尚, 即对回忆能力的崇尚,来阅读的。您的风格——各种不同声音的重复、准确表达和 重叠——劝告我们,不要对过去和未来操之过急。您也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 量人们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住如此之久。我想表示瑞典科学院的最热烈 的祝贺。现在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上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经过四个多月的伏案工作,终于完成了《我的世纪》的翻译任务。掩卷沉思, 笔者心中充满了欣慰和感激。如果当初没有参加《我的世纪》一书的翻译研讨会, 没有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弗里林豪斯先生、诺伊豪斯先生等人对疑难问题的 解答,如果没有海尔梅斯女士和米舍尔先生提供的德文注释和德文年表等资料,要 想翻译这本书的难度之大是非笔者所能胜任的。在翻译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德国 朋友米夏埃尔先生和安妮女士的许多帮助,尤其是知识面很宽也很热心助人的米夏 埃尔先生为笔者解决了许多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能够按时完成《我的世纪》的翻译工作,笔者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任庆莉, 是她坚决支持笔者自费赴哥廷根参加翻译研讨会,当笔者从哥廷根打电话回家告知 决定自己翻译《我的世纪》这本书的时候,她当即表示将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持, 其实当时中文版的版权转让还在洽谈之中,也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委托笔者翻译,再 说我们生活在德国,又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事务缠身,笔者下决心翻译这样一本难 度相当大的书并且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在以后的几个月的 翻译过程中,她不仅是中文译文的第一个读者,而且也是很会挑毛病的读者,提出 了不少修改意见,另外她还将笔者鬼画符似的有时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的草稿,一个 字一个字地输入计算机,其实,岂止一本《我的世纪》,笔者迄今翻译出版的十余 本书,全部都是由她誊写或输人计算机的。这本中文版的《我的世纪》也凝聚着她 的很多心血。作为译者,我由衷地感激她。 由于时间较短,也因为笔者德文水平有限和中文功力不够,虽然已经竭尽全力, 但是在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上,尤其是对作家故意采用的某些方言和古词的 处理,仍然和德文原著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只好请读者予以谅解,并且欢迎读 过德文原著的读者不吝赐教。 蔡鸿君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于德国奥芬巴赫